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厘清两者之间的边界，把属政府的留给政府，把属社会的还给社会。不过，社会组织除了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事务，从事社会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之外，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还有相当多的合作内容。比如，在转型升级的问题上，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不可缺少，而且还需要担当重要角色。
  政府一直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舵手，不过，政府权力部门的特性，也迟滞了转型升级的微观活动。政府在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这也决定了其既要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角色不清，致使效率不高。但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转型时，就没有这样的角色冲突，更没有深厚的利益权衡，也就更有利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建设和有利于转型升级的社会文化的孕育。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历来各种不同的流派都有不同的理解，现实社会之中，也有不同的客观情况，但跨越历史与国别，都会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政府相当多的资源如思想资源、人力资源都是由社会供给的，社会的认识水平、道德伦理观念都影响着政府的行为方式和施政理念。像美国社会，政府的许多决策实际上都来自民间智库，政府部门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高官，也来自社会的选择。中国社会也一样，政府公务员不来自别处，都来自社会。尽管中国教育有着其特殊性，但公务员的社会属性一直无法更改。政府公务员除了具有政府部门特定的价值观之外，也杂带着大量社会价值观进入公务系统。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要推动转型升级，从短期而言，从社会征集转型思想是有必要的，而且，社会的认知水平，也决定了转型升级的程度和高度，毕竟，转型升级的主体是企业。从长期来看，则更需要倚重社会组织的主导与组织，需要社会组织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突破。
  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社会价值观并非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观，而是特指商业思想观念和商业文化。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言，市场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并不是决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的核心因素，商业思想和商业价值观也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自成体系，独立运行。
  推动转型升级的基础是商业观念的转变及市场经济规则的有效。商业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新经济的出现。在新经济的环境下，推行传统经济，其效率肯定不高。市场经济的规则强调公平，强调竞争，强调秩序和效率。基于商业理性，市场经济总是驱使资源配置到最有前瞻性的商业理念所主导的领域，转型升级的愿望与行动也正体现在其中。
  很显然，没有商业思想的突变就没有持久的转型升级的动力产生，没有创新的商业文化的流行，也就没转型升级的永不停步。但政府并不适合也无法承担这样的观念创新的职能，此时此刻，先知先觉的社会组织就可以派上用场。
  社会组织在转型升级中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对配置活动给予深度的影响，并提供有效的服务。社会组织会主导参与对配置规则的制定，左右配置活动的行动方向。拿硅谷体制来看，硅谷的社会组织发育很完备，如与风险投资、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相关的社会组织，就扮演着社会发育推动者的角色和社会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很多人误以为，风险投资的杠杆是钱，其实，风险投资之所以有生存之地和发展之地，首先在风险投资领域的社会组织推动了风险投资理念的社会共识。风投机构的钱来自社会，如果投资者没有接受风投理念，风险投资机构就会两手空空，不名一钱。而且，风险投资还需要让创业者习惯于与风险投资共事，并按风险投资机构的要求来管理和运营企业。风险投资理念的流行本质上就是一次社会的改造，只有包括风险投资从业者在内的社会个体接受了这一观念，并形成了社会风气，风险投资才会成长为一种有前途的行业，而创新型经济也才会成为一种主导型的经济样式。